2025年11月18日，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上，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馬克·米利說了一句被全球媒體反復引用的話：“只要中國想過好日子，想搞高科技，就是美國的敵人。”這句話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它徹底撕下了一層模糊的面紗。
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指責往往圍繞著“不公平貿易”、“人權”或“地區行為”。
但在2025年11月的這個冬天，美軍最高層將領之一公開將“人民追求更好生活”和“國家追求科技進步”本身，定義為了對美國的威脅。這不再是對某種行為的批評，而是對一個國家發展目標和生存權的根本否定。
它標志著一種認知的徹底轉變：在美國的戰略視野里，一個繁榮、先進的中國，其存在本身即是原罪。
這種轉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過去幾年急速變化的實力對比之上。到了2025年底，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經達到30%，并且仍在向更高的目標攀升。
一個覆蓋幾乎所有門類的自主工業體系已經成型。
在高科技賽道上，中國的電動汽車占據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其動力電池技術引領著行業標準；大疆無人機依然是消費和專業領域的絕對王者；5G基站數量超過全球總和的一半，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精度與可靠性已與GPS并駕齊驅。在軍事領域，一個常被忽略但至關重要的數據是，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軍費開支已達到美國的59%。
更重要的是，這些資金高度聚焦，幾乎全部投入到本土防御和區域拒止能力的建設上，這與美國軍費被全球部署、人員維持和債務利息大量稀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的反應，根植于其維護全球霸權的底層邏輯。這個邏輯簡而言之，就是“你可以窮，但不能強”。
它無法容忍一個擁有完全主權、不依附于其體系、并且在科技和民生質量上可能接近甚至超越它的非西方大國。中國，恰恰成為了這個邏輯下最醒目的“挑戰者”。
因此，遏制中國崛起，從一種政策選項，變成了美國兩黨罕見的戰略共識。米利在2024年3月6日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就已埋下伏筆，他當時承認解放軍已成為“全球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并預測“2027年可能是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窗口期”。
這番言論在當時被視為對臺海局勢的預警，而在2025年回頭看，它更像是為后續更激烈的圍堵進行輿論鋪墊。真正的圍堵在2025年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強度。
2025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出臺了被廣泛稱為“史上最嚴”的芯片出口管制新規。這份新規不僅禁止向中國出口所有先進制程的計算芯片，包括用于人工智能訓練的關鍵芯片，更將封鎖范圍擴大到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光刻機制造設備乃至高純度硅材料等整個產業鏈的上下游。
它試圖強制全球所有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選邊站隊”，形成一道密不透風的技術鐵幕，目標就是將中國的產業升級鎖死在價值鏈的中低端。隨后的打擊更為精準。
2025年7月10日，美國禁止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其專門為繞開早期制裁而設計的“閹割版”AI芯片H20，這一舉動直接導致英偉達損失了超過55億美元的訂單。從2025年8月開始，因被迫退出中國市場，美國存儲芯片巨頭美光的年度營收減少了34億美元，這一后果在其第三季度財報中清晰顯現。
然而，制裁是一把雙刃劍。最典型的例子是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
截至2025年12月，阿斯麥雖然遵守美國禁令，停止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但其自身生產所需的關鍵稀土材料，如釹、鐠，有95%依賴從中國進口。這家站在半導體制造金字塔尖的企業，正陷入一種深刻的戰略困境。
這種供應鏈上的相互嵌套，使得絕對的“脫鉤”變得代價高昂且難以實現。
面對壓力，中國的應對策略是系統性且聚焦于內生的突破。2025年1月，華為正式宣布搭載自研麒麟9000S芯片的Mate60Pro手機實現量產。
這款芯片并未使用被禁運的極紫外光刻技術，而是通過深紫外光刻機結合多重曝光等復雜工藝實現了性能突破。手機上市后持續熱銷，三個月內銷量突破千萬臺，這不僅僅是一款產品的成功，更帶動了從射頻前端到圖像傳感器等一系列國產零部件供應鏈的全面升級。
到2025年第四季度，中國的芯片自給率已經從2020年的16%提升至23%，一條在封鎖下自主攀爬技術階梯的路徑已經清晰可見。
{jz:field.toptypename/}在軍事安全層面，力量對比的變化更為直觀。
截至2025年12月，中國海軍現役的各型主力艦艇總數已超過370艘，在數量上首次全面超越了美國海軍。更為關鍵的是造船能力，中國的造船產能是美國的200倍，這種“下餃子”般的速度優勢，意味著在裝備更新的競賽中擁有巨大的戰略彈性。
在火箭軍方面，超過40個導彈旅部署了各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開云app數量超過5000枚。在第一島鏈之內，一個完整且高效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已經建立，具備了對包括大型移動艦船在內的高價值目標進行精確打擊的能力。
這使得美國軍事力量在介入該區域潛在沖突時，面臨的風險和成本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米利關于“2027年窗口期”的言論，以及他在阿斯彭論壇上近乎無奈的坦誠，從側面印證了美國軍方內部對這種態勢變化的清醒認知——傳統的軍事威懾手段，其效能正在急劇衰減。
這一切，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即“韜光養晦”戰略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這個戰略在改革開放初期至本世紀初是合理且成功的。
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軍事技術存在代差，選擇低調發展、避免直接沖突、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是明智的“悶聲發大財”。但到了2025年，時代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
中國的綜合國力已在多領域實現并跑甚至領跑，美國也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平崛起”敘事。
米利的言論殘酷地揭示了一個現實：無論中國是否表現出妥協姿態，只要它繼續發展，就會被視為威脅。因此，繼續“委曲求全”不僅無法換取緩和，反而可能被解讀為軟弱。
新的戰略內核轉向了“以實力求尊重”。它并非尋求主動對抗，而是基于清晰的底線：堅決捍衛國家的發展權與核心主權利益。
這一戰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第一，科技自主，全力攻克“卡脖子”技術，建立安全可控的產業鏈；第二，軍事威懾，強化區域拒止能力，確保臺海、南海等核心利益不受侵犯；第三，外交突圍，深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推動更加多元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歷史上有過美國成功遏制挑戰者的先例，但中國與它們截然不同。
19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最終扼殺了日本的經濟挑戰，使其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但中國保持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持續推動以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冷戰時期，美國通過軍備競賽將蘇聯的經濟拖垮。
但中國不參與全球爭霸，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軍民融合道路，避免陷入過度擴張的陷阱。
這些“老套路”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統一市場、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和不依賴于任何單一外部體系的抗壓韌性。
中國的發展不依附于美國主導的體系，也不依賴石油等單一資源出口，這使其具備了更強的戰略自主性。現實的博弈已經開始產生清晰的代價反饋。
美國的打壓在損害中國企業的同時，也嚴重反噬了其自身的產業。
英偉達和美光數十億美元的營收損失只是冰山一角，更多高科技企業正面臨失去全球最大市場之一的長期風險。
制裁在短期內制造了困難，卻也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國產替代的加速，使得其技術封鎖的工具效力不斷遞減。在最為敏感的臺海地區，局勢的不可逆趨勢正在加強。
解放軍已經建立了常態化的環島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體系，對相關海域空域實現了全天候、全方位的有效監控。美軍航母戰斗群在第一次島鏈內的活動空間和行動自由度，已經被極大地壓縮。
軍事平衡的變化，正在重塑地緣政治的計算公式。
中國的長遠目標并非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而是打破霸權主義本身賴以生存的壟斷與排他邏輯。它尋求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支持全球南方國家擺脫依附性發展模式。
和平發展依然是主旋律，中國明確宣示不稱霸、不擴張。但對于臺灣問題這一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對于自主發展的科技主權，底線明確，沒有退讓空間。
最終的競爭，或許并不在于一場熱戰的勝負，而在于發展模式的競爭。哪一種模式能更持續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更有效地回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哪一種模式就將贏得未來。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軌跡已經證明，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是可行的，這對美國意識形態霸權構成的挑戰，或許比軍艦和芯片更為深遠。2025年，成為一個清晰的分水嶺。
以馬克·米利那句直白而冷酷的宣言為標志，“韜光養晦”作為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戰略選擇，正式落下了帷幕。自這一刻起，中國進入了一個以自身實力為根基、更加堅定主動地維護發展權利和核心利益的新階段。
那句“唯有實力，方能贏得真正的尊重”，不再是口號，而是一個大國在穿越驚濤駭浪時，必須秉持的現實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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